下午3点，通往北下朱的每条路，都被拉货的三轮车、面包车围堵得水泄不通。骑三轮的人穿着拖鞋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等着交警疏散道路。晚上，这些开三轮车的人又换上了路虎、奔驰、宝马等豪车。

  这个距义乌国际商贸城2.2公里的普通村落，被媒体冠以“中国微商第一村”、“网红直播第一村”，村里每个商铺里面，都会有正在直播卖货的主播。镜头前，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，“宝宝们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波福利！”运气好的话，几千个订单扑来，商品被秒光。

  店铺招牌上写着“直播”、“爆款”、“神器”等字样。垃圾桶上也写着：“走进北下朱，实现财富梦”。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奔涌进来。“这是一个空气中都充满金钱味道的地方。”一名创业者说道。

  北下朱村办公室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目前北下朱社交电商从业人数13000余人，峰值可达20000余人，从业人员平均岁数26岁左右，以90后为主。他们为北下朱及周边创造了日均60万元的新零售订单，年交易规模近百亿元。

  火热背后，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：房价离谱式上涨、留不住网红主播人才、缺失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大品牌……一位在这里调研的互联网分析师对新京报记者说，“任何一家北下朱的店铺，都是大同小异。已无产品品类的概念，只有‘红不红’的概念。”在他看来，深陷这种模式的北下朱，亟须改变才能有更大的发展。

  5月27日19时30分，北下朱村的一个家纺店，48岁的“三丑姐”架起直播环形灯、声卡和两部手机，她特意描了眉毛，涂上艳丽的口红，一手拿着话筒，另一只手臂伴着腰肢、膝盖扭动。

  “三丑姐”来自吉林长春，在快手上有3万多的粉丝。在北下朱村，她还算不上“网红”。拥有几十万粉丝的主播，才勉强被称为小网红。

  “三丑姐”最早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。后来离了婚，就背着音响到各地流浪唱歌。一个星期前，她嗅到了北下朱的商机。

  她先是给一家厨具店卖锅，又唱又跳、唠嗑抖包袱，4个小时卖了30多个锅。为了争销量，她将价格压低20元，被店铺卖同款产品的其他主播讨伐，最终失去了这份工作。

  于是，“三丑姐”换了另一个家纺店直播。看到有新粉丝进来，她使出浑身力气逗他们开心，挑眉，抛了几个媚眼。

  “老铁们不支持，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还得回家开出租车”……有连麦进来的粉丝，和她一侃就是半个多小时，她也不能表现出丝毫不耐烦。在她看来，网络主播也是“网乞”。

  尽管“三丑姐”用了一晚上，卖力地推销几款夏凉被、冰丝凉席和四件套。但直播结束后，她只收到了3个订单。

  走出直播间，她点了根烟，神情落寞。“我的年纪和体型，不管是服装、化妆品……卖什么都没有优势，比咱出色的年轻小美女有的是。锅和床单，只能卖一次。没有人天天要买锅的，那明天我能卖什么呢？”

  “星迪先生”喜欢在直播时讲述他的励志故事。他自述自己是一个富二代，为了理想与父亲决裂，带着1000块钱离家出走，独自来到义乌创业。

  “星迪先生”卖过化妆品、日用百货、饰品等。他经常到饰品工厂拍一些vlog，向粉丝们展示一件饰品从设计、铸造、加工、检测到包装的过程。

  郑留平说，他和妻子每天轮流直播8个小时。“我们拿出一个暖手宝，对着镜头吆喝，‘老铁们有人要吗，六块五一个’。

  郑留平现在卖得更多的是“自有品牌”。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下仓库，专门雇了几位女工，组装时下流行的发光娃娃、告白气球、羽毛发箍等。

  直播时，郑留平穿着一身黑色西服，戴着粉色花朵式样的儿童发箍和一个独角兽发箍，手里拿着三个告白气球，端坐在办公的地方的老板椅上，“今天最后一拨福利，再不下单的就秒光了！”

  他的直播吸引了各地不少寻找货源的商人。最高纪录是一场直播好几万人观看，最多的一次卖掉了几百单，一个星期赚了十多万。

  北下朱村村主任金景喜回忆，以前北下朱曾发展过年画挂历、工量刃具等产业，但都走向衰落。2010年，北下朱完成旧城改造，新盖了99栋房子，同时引进了物流产业，于是周边聚集了一批卖尾货的商户。

  2015年前后，微商兴起。卖尾货的商户纷纷开始做微商，2017年4月，世界微商大会在北下朱举行，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到这里驻扎。

  2018年，直播带货开始取代微商。在北下朱，一些微商直接变成了供应链商家，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厂家购货，然后由网红主播带货售卖。

  网红卖的是爆款，他们倒腾的也是爆款。通常，一拨爆款的热度持续两三个月，“没有品类之分，什么红就卖什么。”

  24岁的女孩双双是北下朱的一位供应链商家。从去年年底起，双双依次卖过鲜花、酒精、口罩，最后到头盔。3月底，一天能卖300多万个口罩，20万瓶酒精。

  双双最高一个月赚了一百多万。“我的合伙人赚了两个奔驰车，加起来四五百万。”

  在爆款产品的市场上，反而没什么恶性竞争的情况。双双说，“所有的商家都忙着搞货源，市场远远供不应求。”

  北下朱的一家“精品围巾帽子店”被称作网红爆款诞生地。店铺主播阿利单月卖出过20万顶“卷卷帽”。

  为了把一顶帽子炒成爆款，阿利设计了一个视频。她找人扮成老人，慢腾腾地过马路，然后冲过来一个年轻人，二话不说背着老人，过了马路。

  视频上了热门，年轻人戴的帽子也成了爆款。阿利马上挂上帽子的链接，开直播向粉丝卖帽子，一天卖了几千顶。

  “这里的商业信息传递得特别快。”“星迪先生”对新京报记者说，“即使你不是第一个嗅到商机的，总是跟着别人做爆款，比如头盔火爆了，那么也跟风对接厂家和货源，尽管比别人少赚一点，也能生活富余。北下朱的每一天，都是全新的、不一样的。你没办法想象，明天会是啥样子的。”

  郑留平说，在北下朱，人们最敏感的是钱的声音。有的人喜欢听“嘀、嘀、嘀”，打印机往外出订单的声音，也有人喜欢听撕胶带的声音。谁家在打包发货，胶带从早上撕到晚上，有些甚至到半夜，生意一定是好的不得了。

  5月29日上午9时，距离北下朱不足1公里的5G直播大楼，一家名叫耀视纪电商学院的课堂上，50多位学员正在上“如何用抖音拍摄剪辑短视频”的课程。

  江西人刘罡是这所电商学院的“校长”。他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学院成立不到两个月，已经办了11期训练班。“传统的老师不可能教怎么涨粉、卖货，所以我们从社会上挖掘了各个电子商务平台的达人。像我们这样的学校，别的城市也很难看得到。”

  “你是拿抖音来玩的，别人是用来赚钱的。玩和专业是两码事，我们就是让他们更专业。也许以后的直播员，就是现在的营销员。”

  来上课的学员，既有带着两个宝宝来义乌创业的宝妈、开工厂的老板，还有想转型的早教幼师、学习直播带货的河南农民等。

  “希望未来和同学们在大热门上相见。”一位男学员说，“今年是直播带货的大风口，我住在苏州，店在温州，厂在广州。”

  课程持续7天，分为体验课、初中高级班与私教班，费用是1980元。这天的课上的是理论，讲师教的内容是“为何需要玩抖音”、“怎么快速上热门”、“哪些是优质视频”、“抖音的变现方式”……

  “有个学员拍摄的短视频，下午4点上了热门，立即挂上商品开始直播，播到次日上午10点多，卖了8000件赚了十几万。”眉飞色舞的女讲师说道，“也有的学员为了养号，管理几十部手机，一个号卖几千块钱很正常……”

  另一间教室正在上私教课，屋子被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。讲师周美德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叔，正在教学员美颜、打灯、出镜、直播话术、人设打造等技巧，“美颜不要太过度，你交的短视频作业，脸拍成了一张白纸，简直像吸血鬼……”

  周美德架起一部手机演示道，“面对镜头时，切忌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语气。你们要把粉丝当成一个小孩，耐心地教他、喂养他。比如，‘嗨，宝宝们！今天给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鸡蛋妙招。’这就自然多了。”

  最近，郑留平很少再做直播了。他变身创业导师，给新来的小白创业者讲课，内容一般是成功史。“我经常对他们说，义乌不是满地金砖的。每个行业都是二八定律，20%的人做得好，80%的人做得不好。”

  “我们管公司，公司管网红。” 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主任楼春说，“我们拟定了‘关爱网红十条’、‘网红公约十条’，包括入行宣誓等，每一批新进来的主播都要遵守这个流程。”

  义乌市政府和一家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了训练班，组织学员参加直播人员从业证考试，考核通过者可获人社部门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。“以后你要去做主播，各个平台就要规范，没有资格证就不让你上。”一名培训负责人说。

  “这里已经是一铺难求。”金景喜说，“今天又有几个外地商人，追在我后面要房子。我说，真的没有房子。”

  金景喜说，北下朱的1200间店面早已饱和。也有的商户为得到店面，想尽办法撬走原来的商户，硬是把房租抬了起来。

  金景喜和记者说，北下朱的房租上涨是从2018年开始的。那时，北下朱的商铺全部租出，已无空余的了。想来驻扎的商人，盯着谁家的租期快到了，便去和房东谈价格，有的人愿意多掏五六万块，硬是把原有的商户撬走了。“房租从原来的一年1万多，被抬到了如今的10多万，几乎是周边村的两倍。”

  金景喜说，每次开村民代表大会，首项议程就是村干部劝导村民不要擅自涨房租。“大部分村民都支持，但也有的房东只看眼前利益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。”

  “房租乱涨不一定都是房东的原因，商户也有原因。故意抬价的商户，有些人不是来做生意的，而是病急乱投医。”义乌市社交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俞寒冰说，“从另一个角度讲，房租每年都在离谱地上涨，商户们第一年经销赚来的钱，原本打算明年创建自己的品牌，结果全被房东拿走了。”

  互联网分析师刘焱飞曾在北下朱调研半个多月。刘焱飞发现，李佳琦和薇娅卖的东西，过不了几天，就能在北下朱找到，且价格更低。

  “在任何一家店，网红主播都能凑齐10到 20款网红产品。他们想找的，无非是‘最新的概念’，北下朱能满足他们。”

  刘焱飞认为，大家都在做爆款，所有人都是在做钱的生意，快进快出，跟货没有过大关系，没有人打算打持久战。

  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意，所有人都在赌，风险很大。“你不知道哪个东西能卖火，跟随就很重要。就像一阵风起、一阵风落，说没就没了。”

  刘焱飞曾遇到一个小伙子，当时看中一款流行的发光玩具，在工厂投了50万做货。但这款玩具的热度很快没了，货砸到手里，赔了30多万。

  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主任楼春说，在扶持优秀原创电商品牌方面，他们想了很多办法。比如，通过政府资源，帮助优秀的自创品牌拿到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的展位；把村文化礼堂改造成新品发布厅、商务会场，建立“风向研究所”等。

  “直播带货是一个新兴的行业，大家都很担心前景。我们请一些大咖来讲讲，哪些政策要出台。”

  福田街道党工委委员黄琦也认为，许多店铺跟风淘宝爆款，难以在网红商品中占领制高点。

  “任何一个产业，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阵痛。”黄琦说，“义乌的模式是，政府就像店小二，我们正真看到了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的活力和前途，有责任正确地引导和规范它，让它健康地走下去。说实话，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度太快了，很多工作我们还处在一个起步和运作的阶段，边走边试。”

  “没有说我北下朱出来的东西，全国一下子风靡，形成振臂一呼的效应。当然，这可能与北下朱的小网红多，500万粉丝以上的大网红少有关。”

  黄琦说，人才流失是北下朱的另一个痛点。来北下朱创业起步的带货主播，一旦有了影响力，马上跳槽到杭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。“孵化一个就走一个。”

  坐拥750万粉丝的安若溪曾在北下朱搞过几次直播，几乎次次都卖断货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安若溪团队就离开了北下朱，去往广州发展。

  “我们给市里提过建议，例如，作为营销人才的一线网红主播，能否进入招才计划。另外，我们也正在与一些大学合作建立创业基地。”黄琦说，“作为‘直播第一村’要想实至名归，肯定要成为行业的引领和策源地，这就靠高端人才。”

  “北下朱已经饱和了，那么我们将孵化基地培训、餐饮休闲住宿等配套产业向周边的东傅宅村等拓展。现在他们的很多店面规模也还不错。”黄琦说。

  楼春说，未来按照网红小镇的概念，他们还想在北下朱打造一条“星光大道”。“也许会吸引很多人千里迢迢过来打卡。”

  在他们的设想里，村委会可以成立一家运营公司，设立广告位，和一些平台公司谈融资，兴许未来还有上市的机会。“这样很多项目就有资金运转起来。”

  “星迪先生” 们并不了解基层官员的忧虑。在他们看来，谁能抓住风口谁就赚钱。几天前，“星迪先生”又和朋友们成立了“义乌新地摊经济研究院”。

  夜色中，淋着大雨，他和4个朋友站在“北下朱电商小镇”的招牌前，捏着皱皱巴巴的宣传单大喊，“我们整合了1000多家地摊产品厂家，为地摊人服务。”